“陈刚案”引发的加强海外科技人才法律保护的思考

美国司法部当地时间1月14日，美国工程院院士、纳米领域顶级科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教授陈刚，因未能向美国能源部披露其在中国的任职和获酬情况而被起诉和逮捕。

纳税罪名背后的起诉策略和隐含风险

看过“陈刚案”长达23页的起诉文件，很容易联想到整整一年前轰动一时的哈佛大学查尔斯.利伯（Charles Lieber）案。两起案件的罪名和起诉套路如出一辙，存在诸多相似之处值得分析和思考：

其一，二人都是顶级名校的著名科学家。陈刚是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教授、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美国国家工程院院士，也是该校建校以来机械工程系首位华裔主任。利伯则是哈佛大学教授、化学生物学系主任，美国科学院院士。

其二，陈刚和利伯的研究领域都集中在纳米技术，都是该领域的顶尖专家。国土安全部的特工在报告中特别强调“纳米技术”被列入中国“十三五”规划，是“中国特别感兴趣”的领域。

其三，二人被起诉的罪名都和纳税申报及海外银行账户报告有关。2020年1月，利伯在办公室被捕，FBI指控其涉嫌隐瞒加入中国人才计划、在中国获取的酬劳和经费资助。案件起初时，利伯被指控两项隐瞒和虚假陈述的罪名，然而一个月之后，却被波士顿地区联邦大陪审团将指控罪名转变为税收罪，包括两项“制作和签署虚假的所得税申报表”、两项未向美国国税局（IRS）提交“外国银行和金融账户报告（FBAR）”的指控。这两项恰好与陈刚的起诉罪名完全重合。

无独有偶，2020年与利伯案同样轰动的还有“李晓江案”。埃默里大学(Emory Univ.)华裔生物学家李晓江教授在佐治亚北区联邦法院被起诉，罪名是“隐瞒和欺骗美国政府，包括欺诈联邦政府项目资助”。李被指控获得美国国立卫生院（NIH）的资助的同时又从中国获得了报酬。然而，美国联邦地区法院随后却以“虚假纳税申报”判处李晓江重罪，缓刑一年，向美国国税局退还35000美元、在缓刑期内提交所得税申报表，配合美国国税局审查部门，全面准确地确定所欠的税款、罚款和利息。

为了执行“中国行动计划”，美国联邦调查局声称需要以“创造性”方法打压华人学者。利伯案和李晓江案的起诉策略和罪名与陈刚案如出一辙，其判决内容也必然会影响到陈刚案的辩诉交易和处罚结果。利伯和李晓江都是在美国科学界享有盛誉的学科顶级科学家，最初的指控皆是涉嫌“未披露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和取酬”，但最后定罪的罪名都是从“虚假陈述”变为“纳税申报”，是2018年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以来，抓捕、起诉的几十起涉华科研人员案件中，首次“创造性”地变更和适用“虚假纳税申报”罪名的案件，探究其背后的策略考量和法律风险，不禁令人细思恐极。

美国的税务法规极其庞杂繁复，很多美国人自己都搞不清楚个人纳税申报事项，每年约有10%以上的人存在各种违反税法的行为。电影《肖申克的救赎》中，男主角安迪就是凭借自己的纳税申报专长，获得监狱长的特别优待而成功越狱。根据《美国法典》，纳税虚假申报是按伪证罪论处，纳税人在知悉并承担伪证罪相关法律后果的情形下，签署的报税单中提供虚假申报信息、提供其不认为正确的陈述，按重罪论处，被告人是否欠税并不作为定罪的前提条件，这和我们一般所理解的偷税漏税罪并不完全一样。此项犯罪的惩罚针对犯罪者个人最高可处以三年的监禁、一年监督释放，以及最高10万美元罚款，二者可以并罚。

本文的三起案例，除了被控违反上述的国内税收法之外，还涉及到了美国对纳税人的海外金融资产申报的体系。美国的纳税采取属人主义，对个人及法人的全球所得课税，而逃漏税的处罚亦相当沉重。一套是2014年7月1日启动的《海外账户纳税合规法案》(Foreign Account Tax Compliance Act，简称FATC，也被称为“肥咖法案”)。该法案规定，符合条件的美国公民、美国绿卡持有者及某些种类签证持有者，在国外银行存款5万美元以上，就要向美国国税局（IRS）申报海外账户信息。若未诚实申报海外资产的纳税人一经查出，将会被罚1至5万美元不等的罚款，情节严重甚至可能会处以50%以上罚款和最高10年的刑事处罚。该法案所涉事项复杂且在域外适用美国国内规则的效力极富争议，但美国凭借强势的经济地位和议价能力，强制要求外国金融机构承担向美国税务当局报告美国纳税人信息的义务，以此打击海外逃税避税的行为。

另一套是在70年代因美国《银行保密法》（Bank Secret Act）中关于海外账户报告义务的条款（该法的立法宗旨并不是要求银行承担保护客户隐私的义务，而恰恰是授权政府为执法和指控犯罪的目的而从银行收集重要情报）加上有关部门据此指定的规章条例而产生的《海外银行与金融账户报告规则》（Report of Foreign Bank and Financial Accounts，简称《海外账户规则》、FBAR）。FBAR在2011年重新修订并从严执行，要求海外银行账户总资产在报告年度的任何一个时点超过1万美元以上的美国人必须向美国国税局提交FBAR报告，故意不提交FBAR申报的指控可以单处或并处以最高五年监禁和25万美元罚款；对于违反其他法律的同时故意不提交FBAR报告的，可以单处或并处以最高十年监禁和50万美元罚款；对于明知且故意提交虚假FBAR报告的，可以单处或并处5年监禁和1万美金。需要注意的是，该处罚是以每个账户而不是每份报告来计量，且适用于每一年的每一次违规行为。《海外账户规则》的管理和执法主要由美国财政部金融犯罪执法局（Financial Crimes Enforcement Network）负责，但2003年以后，该局将部分执法权力委托给美国国税局行使，后者在确定罚款额度上有相当大的自由裁量权。

FATCA和FBAR既有相同又有不同的地方。他们是不同的申报体系，但是却又有相同的部分内容申报的交集，二者并未前后替代或者统一整合，而是同时存在、叠加使用，这既加剧了纳税申报体系的复杂性，也导致纳税人承担多重义务乃至面临潜在多重处罚的危险性。FATCA通常要求申报在应税年度的特定金融资产，如银行账户、信托账户、证券账户、商业退休金账户、保险账户等，年终结余超过5万美元，就需要以纳税申报表附件的形式申报。FATCA的申报属于美国国税局个人所得税系列的申报范围，具体细节还有很多复杂的条款。FBAR通常要求申报在过去一年的外国银行账户或有签名权的金融资产账户，主要目标是外国银行账户和可以短期内兑付80%以上现金价值的金融账户。2019年7月3日，持有美国绿卡的中国公民边丽丽（音译Lili Bian）因未如实填报 FBAR,故意隐瞒在中国境内超过$10,000的账户资金，在北卡西区联邦法院出庭认罪。

陈刚案的起诉文件显示，陈未能依法于2019年4月15日前披露其在中国开立的2018年度总价值超过10,000美元的银行账户（FBAR/FinCEN表格114要与个人纳税申报表一并向国税局提交），违反了《美国法典》第31编§5314、5322。此外，陈对2018年联邦所得税申报表的附表B (美国国税局1040号表格) 做了虚假陈述——当被问及是否在外国有经济利益或金融帐户(银行帐户、证券帐户或经纪账户)，陈选择了否定，因此被控违反了《美国法典》第18条1001(a)(2)款。

2014年6月，中国与美国签订FATCA政府间协议，这意味着中国金融机构必须按照FATCA的要求提供特定美国账户持有人的金融账户信息。所以该法案的出台，使得中国人海外藏金透明化，同时几乎所有美国在华客户的金融资产也都无法隐藏。综上分析，对于加入中国人才项目或参加与中国合作的科研人员来说，在中国的银行账户中超过10，000美元的存款是很有可能而且非常正常的，因此即便美国本土寻不到其纳税申报的纰漏，个人在海外包括在中国的资金账户的纳税申报问题也是重量级的“雷区”，进而有可能直接导致追究刑罚责任和被判重罪。新近典型案例的起诉和判决罪名都落在“纳税申报”上，在美科技界已经造成长期的“寒蝉效应”，未来要警惕美国政府很可能会反复“循环使用”，继续抓住纳税申报和海外银行账户的问题打击涉华科研人员，且会被扩大解读为只要参加中国科研合作项目，美国联邦法院总会有一款“纳税罪名”适合你。

科研信息披露的低门槛指控——“电信欺诈”

任何高校与国外大学和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本身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是提高研究能力和科研效率的常态化模式。“科学无国界”被认为是国际合作研究的一项准则，但是目前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却受到了强烈冲击。是否存在“利益冲突”（Interests Conflict）和“承诺冲突”（Commitment Conflict）是美国高校和联邦资助机构要求申请人披露与外国科研合作信息的出发点和保护防范要求。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FOIA），大学或科研机构里的教职人员，必须依法向雇主披露自己的学术兼职和获得资助和酬劳的情况。大学教授的职责和工作要求也由联邦和所在州的法律规范，纳税人也需要了解美国政府所资助的研究获得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虽然有时候这些研究成果会受到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制度的保护。由于《联邦信息自由法》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机构，而绝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大学均是根据州法成立的，因此即便它们接受联邦资助，也不受制于联邦信息自由法。各州的记录开示法是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的基本原则制定的，但几十个州对高校有关记录公开的适用范围却千差万别。即便如此，高校向联邦政府机构，如教育部、能源部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的特定信息或者接受联邦资金资助的高校科研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则可能被视为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必须向联邦政府披露的公共记录。

任何高校与国外大学和机构开展科研合作，本身并不违反任何法律，而且是提高研究能力和科研效率的常态化模式。“科学无国界”被认为是国际合作研究的一项准则，但是目前在中美科技竞争中却受到了强烈冲击。是否存在“利益冲突”（Interests Conflict）和“承诺冲突”（Commitment Conflict）是美国高校和联邦资助机构要求申请人披露与外国科研合作信息的出发点和保护防范要求。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FOIA），大学或科研机构里的教职人员，必须依法向雇主披露自己的学术兼职和获得资助和酬劳的情况。大学教授的职责和工作要求也由联邦和所在州的法律规范，纳税人也需要了解美国政府所资助的研究获得的科研成果，以及科研经费的使用情况。虽然有时候这些研究成果会受到隐私权、知识产权和国家安全制度的保护。由于《联邦信息自由法》仅仅适用于联邦政府机构，而绝大多数公立和私立大学均是根据州法成立的，因此即便它们接受联邦资助，也不受制于联邦信息自由法。各州的记录开示法是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的基本原则制定的，但几十个州对高校有关记录公开的适用范围却千差万别。即便如此，高校向联邦政府机构，如教育部、能源部或国立卫生研究院（NIH），提供的特定信息或者接受联邦资金资助的高校科研人员所提供的信息，则可能被视为根据《联邦信息自由法》必须向联邦政府披露的公共记录。

在陈刚案中，国土安全部特工支持起诉“电信欺诈”罪名的证词是“做了一个欺骗能源部的方案,导致通过电线传输通信在州际和外国捐赠相关文档中，含有对能源部的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此类案件中指控“电信欺诈罪”的诉由相对简单，为了实施或策划欺诈行为，发送的电子邮件里如发现有虚假不实的内容或表述，即可套用此项罪名，因此这种被称为美国“口袋罪”的低门槛罪名在很容易被联邦检察官使用，在涉华科研人员案中出现的频率相当高。一旦涉及科研人员对其雇主及政府隐瞒与外国的利益关系，预期的判决结果会非常严重，反映了美国司法部门当前应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战略重点是保护先端科学技术和关键基础设施免于来自外国的威胁，此类案件更是迎合了美国政府遏制中国科研影响力和对科技人才严防死守的整体国家安全战略。

值得注意的是，2020年7月22日，美国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批准了一项颇具争议法案的修改草案《美国创新保护法案 (Safeguarding American Innovation Act, S. 3997) 》。该法案旨在加强对在美研究人员与外国合作关系的监督审查力度，对未能在申请中披露外国支持关系的研究人员的加大处罚力度,同时降低个人和机构申报外国资助的门槛；并成立由白宫管理的新的研究监督机构。该法案如最终通过，将对未来和学术自由形成进一步的限制约束。

图片来源：道琼斯风险合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