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该何去何从

本文聚焦于美国是否以及应当如何建立符合时代变化的“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rules-based order）”。自二战之后，美国主导建立了“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人们广泛认为该秩序在随后的几十年里推动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安全。但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此前的秩序已经不再适用于现状。为此，六位专家对如何重塑及改进（或放弃）这一秩序分别给出了各自的建议。

包容还是排除中俄？

在此问题上，总体而言 Matthew Kroenig和Danielle Pletka倾向于在该秩序中更多地排除中俄的存在，而Stacie Goddard，Rebecca Lissner和Michael Mazarr倾则向于在该秩序中更多地包容中俄的存在。

Matthew Kroenig认为，“自由世界”共同面临着来自中国等国家的挑战。为了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各民主国家不应当满足于短期和临时的应对措施，而应该建立更加可持续的合作模式，如以“D-10”（民主十国）机制来领导“自由世界”，并建立一个更为广泛的“自由国家”联盟，以及建立属于“自由国家”的贸易协定和技术联盟。美国及其盟友都应当致力于维护该联盟，并在必要情况下使用武力。显然，上述建议在很大程度上针对中俄等国。但Matthew也为与中俄等国的关系保留了某种余地：“主要民主国家.......（可以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以及G20等现存机构来与其他权力集团进行包容性接触”。

Danielle Pletka的态度则更为敌对。她明确指出，“美国必须更巧妙地团结其盟友，制定共同的中国政策，以遏制并开始扭转中国对我们构成的经济和战略威胁。”她在猛烈抨击中国的同时，也并未谈论到与中国合作的可能性。她甚至主张继承特朗普的衣钵，抛弃某些旧有的国际组织（尤其是中俄具有重要分量的组织），并开创和引导新的平行组织以迎合美国利益。

Stacie Goddard也强调维护美国及其盟友的民主自由的重要性，但她强烈反对进一步推动与中俄的地缘政治竞争。她认为，在盟友内部的自由规则和规范足以提供保护美国及其盟友的利益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她指出美国有必要在气候变化和核扩散的议题上与中俄进行合作，因为这两个问题最有可能导致真正的灾难性后果。Rebecca Lissner和Michael Mazarr 对此具有相似的观点——即美国应当在一些关键挑战上与中国进行合作。这些挑战还可能涉及到网络安全以及公共卫生等议题。

在何种程度上奉行自由主义？

总体而言，Matthew Kroenig认为新秩序应深刻体现自由主义的原则，Stacie Goddard、Rebecca Lissner与Michael Mazarr则认为应当奉行有限度的自由主义。Danielle Pletka 则在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自由主义——尤其是当自由主义的规范对自身不利时。

Matthew Kroenig认为，自由主义应当作为新秩序的基石。新秩序的核心成员必须团结在自由主义的价值观下，并且通过一系列的规范、机制、国际组织等手段来保护自由主义国家免受“修正主义”国家的威胁。但与此同时，他并不认为美国应当无条件遵守每一条国际协议，尤其是美国已经退出的国际协议和失效的国际协议。比如，作者认为巴黎协议给了中国更多优惠，同时伊朗核协议也赋予了伊朗铀浓缩的权利——“这建立在双重标准的基础上”。他还指出，为了维护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在必要时刻自由主义联盟可以动用武力。这也是他反对Stacie Goddard的“不应该推动与中俄的地缘政治竞争”的原因。他认为，“如果要保证印太地区的自由，美国及其盟友就必须保持对中国有利的军事平衡”。

Stacie Goddard承认自由主义价值的重要性，尤其是对于自由主义国家和联盟内部而言。但她反对仅仅为了团结盟友对抗中俄等国而推行自由主义秩序的观点，也反对试图将自由主义变为普遍主义价值的“十字军式”行为。她赞成 Porter的观点，即不受限制的自由主义扩张会将有限的地缘政治竞争变为更严峻的意识形态斗争，而且“美国对普遍自由秩序的愿景最终会破坏自己的民主”。Rebecca Lissner也指出，美国必须将全球参与与自律结合。同时，她更强调复兴美国国内实力对建立新秩序的重要性。Michael Mazarr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与她们类似。他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支持一定程度的权力下放，即美国应当放弃“美国中心论”，给予其他国家更多的自由空间。他也指出，如果美国不遵守国际规范或肆意运用权力政治，那么其他国家可能会作出不利于美国的反馈。这实际上谴责了Danielle Pletka的单边主义思维。

Danielle Pletka则相当程度上抛弃了自由主义的原则。她指出，这主要并非因为自由主义的原则本身存在问题，而是因为全球目前的地缘政治格局和美国内部的政治现状（很大程度上缘于政治极化）已经无法允许美国采纳自由主义的原则。她还进一步指出，美国应当利用特朗普政府遗留下的政治筹码，来在国际组织和协议中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变化，而非盲目地“回归”。如果这些组织与协议依然不能满足美国的利益与要求，美国就应当将精力放在创立与引导新的平行组织上。

寻求建立符合现实的秩序

不论是支持或者反对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以及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推进该秩序，所有的专家的建议都建立在对过往历史的深刻反思之上。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认为，战后美国领导的国际秩序为世界（至少是民主共同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和平与繁荣。但所有人都深刻认识到，这种秩序建立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之上，而目前的现状已经难以容纳这种秩序。因此，“改革”或“改变”过往的秩序成为了该讨论中的关键词之一，而这也为对于新秩序的讨论建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在这个基础之上，各位专家为美国的外交政策提供了不同的进路。除Patrick Porter以外的所有专家都或多或少赞成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但相比于Matthew Kroenig对意识形态的强调和Danielle Pletka对单边主义的暗示，其余三位专家都强调了“克制”的重要性。这种克制既体现在对将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普世化的反对，也体现在美国自身应当遵循规则（不论是“自由世界”内部的规则还是世界性的规则）的要求。当然，如何具体推进“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仍然有广大的讨论余地，各位专家也各自给出了不同的建议。这也从侧面印证了当前世界的复杂性——面对当下的问题，并没有一种单一或最佳的解决路径。或许只有充分吸收不同观点的优点，寻求不同观点之间的某种结合，并根据实际情况进行适当的灵活应对，才能为美国指明一条真正的可取之道。无疑，这条道路无法离开与中俄等国的合作。同样地，对于中国而言，只有充分理解当下的复杂现实与这些多样化的观点，我们才能真正找到一条更符合中国利益（不论是短期还是长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