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范化解科技重大风险的思路与对策建议

（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带来重大风险

风险1：科学研究范式面临重大变革，科学组织模式发生系统性改变，使得我国的原创性成果不足，进而可能面临科技发展被西方国家再次拉大距离的风险。

大数据时代，科学研究方式发生深刻变化，学科领域交叉跨界渗透发展态势更加明显，科学研究范式面临重大变革。目前我国大学研究机构多以学科为单位，分科而治的科研组织模式已不能更好适应学科交叉融合发展的需求，难以形成高质量的跨学科研究组织和平台。同时，这也是导致我国原创性研究成果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

风险2：多个重点领域出现技术群体跃进和颠覆性突破，或将对原有技术路线产生“归零效应”，由于研发储备和基础能力相对薄弱，我们有可能抓不住其中发展机遇的风险。

当前，一些重要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技术已经呈现出革命性突破的先兆，具备带动关键技术交叉融合、群体跃进的潜力，许多重点领域的科技瓶颈有可能实现重大突破，从而引起重大技术路线调整和重点产业重构。其中，影响我国科技发展的最大挑战是我国科技储备和研发能力相对不足，有可能抓不住颠覆性技术发展的新机会。

风险3：我国的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不牢固，尤其是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一旦知识源头被切断，可能出现“有市场而无技术”的风险。

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使得我国知识交流的渠道，以及过去主要依赖的“技术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路径受到阻碍。长期以来我国基础研究相对落后，技术知识体系和产业知识体系基础不牢，使得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习近平总书记曾比喻：“那就好比在别人的墙基上砌房子，再大再漂亮也可能经不起风雨，甚至会不堪一击。”

风险4：新科技创新引发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将进入高发期，带来科技伦理监管和科技治理体系的新挑战和新风险。

随着人工智能、生命科学等领域科技创新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深度介入到人类的生产生活之中，使得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就业总量和形态等面临巨大冲击。众多新领域技术创新在有限的时空内，集中释放负面效应，给人类认识和防范风险、消弭冲突的时间越来越短。新科技创新引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可能进入凸显期，由此引发的伦理问题、法律问题也可能进入一个高发期。

（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调整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重大风险

风险5：全球经济周期与政治周期交汇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的孕育和发生。

经济学与国际政治中都有“周期”的概念，创新驱动的康波（指康迪拉季耶夫周期，周期一般是50-60年）与世界政治体系变迁的长波（指霸权周期，周期一般是100-120年）有一定的因果逻辑。康波周期与霸权周期的交汇往往伴随着重大风险的孕育和发生。

如图1，从世界经济长周期的演进来看，过渡期是关键历史节点。所谓过渡期是指A阶段与B阶段的过渡期以及两个长周期之间的交替期。例如1940-1945年（二战）、1986-1991年（冷战结束）、2001-2008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和美国次贷危机），未来则可能是2025-2030年，2050-2055年，过渡期极易发生战争、地缘政治冲突等。当前全球正处于二战以来国际规则的重要重构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领域的风险加剧，多层次多领域多主体风险混合交织，总体安全形势迅速变化。许多百年前的全球政治经济风险因素正在重现，如经济民族主义、政治极化、贫富分化、国际政治冲突等。

风险6：西方技术霸权使得我国科技和产业发展可能陷入“低端锁定”的风险。

主要西方发达国家已经从市场主导的技术竞争向国家控制的技术霸权彻底转向，某种程度上已明显上升为国家意志。技术霸权已内化为一种政治文化习惯、政治规范与战略政策指引，并且是由多部门联动发起的全政府战略。西方发达国家不仅会利用市场优势和先进技术对发展中国家的价值链升级实行阻截，还会通过其垄断地位建立不对称的价值链治理方式，这些大大增加了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层面“弯道超车”的难度。

风险7：科技已成为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和核心，美国对我国科技进步进行全方位遏制和加速脱钩带来的风险。

美国特朗普政府把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作为维护美国霸权的核心战略。美国集合自身及其盟友的经济、技术、文化甚至军事等多方面力量对中国科技创新进行全方位遏制，不惜采取政治打压、经济制裁、科技封锁、人员管制等一系列极端手段加速与中国脱钩。

（三）重大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给我国科技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风险8：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价值链重组，我国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体系的产业链、创新链面临被动调整的风险。

疫情将从生产资料供应、资本供给和最终消费市场三个方面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极大的冲击，有可能引发全球供应链及全球市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全球价值链的重组预期增强。我国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产业将面临冲击。不仅高技术产品，我国一些中低技术密集行业的出口也会受到一定冲击。

风险9：后疫情时代伴随全球经济衰退的“创新退潮”，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面临重大挑战。

全球化已经进入“下半场”，逆全球化的力量与推进全球化的力量开始进入新的博弈期，中国面临的系统性风险正在显著上升。疫情危机有可能导致全球政治、经济、外交、文化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秩序加速重构，使得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世界可能将进入一个“新战国时代”，国家间竞争、防范、警惕的战线将会持续加宽和拉长。国际经济、科技合作和竞争局面将会发生更加深刻的变化，我国在更高水平上开展国际经济和科技创新合作面临重大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