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程序员要有“疯子精神”，中国开源开放的科创人才要如何培养？
过去三十年，科技驱动全球经济取得了巨大发展，技术的迭代更推动了全行业的数字化革新，在新数字、新经济的趋势下，我们迎来了开发者最好的时代。当前中国每年工学类普通本科毕业生超过 140 万人，中国开发者规模更是在全球增速显著：如今的中国，正在从人口红利时代步入工程师红利时代。但机遇与挑战总是相生相随，在工程师成为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重要力量的同时，行业发展和人才培养也在面临着诸多难题：科技企业该如何真正走向创新？高标准下的创新型人才该如何培养？企业人才需求与高校教育存在差距的问题又该如何解决？
为此，2021 长沙·中国 1024 程序员节大会特设「高峰对话：我们的时代，开源开放的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环节，在 CSDN 创始人兼董事长、极客帮创投创始合伙人蒋涛的主持下，IEEE 院士和 IEEE 终身院士蔡自兴，南开大学教授、科创中国开源创新联盟理事长龚克，江西理工大学教授、立功科技、致远电子董事长周立功和达闼创始人、董事长兼 CEO 黄晓庆共同探寻科技创新蕴藏的巨大潜力与挑战，深入 IT 人才培养路径及方向，展开一场产学研相结合的创新研讨与思辨。
（图中从左到右依次是：蒋涛，龚克，蔡自兴，周立功，黄晓庆）
精彩观点速览：
中国的开源不是从“零”开始，它已经有很多积累了，所以可能再过 5 年我们就能超过美国。
我国在核心软件、关键应用上相较国外还有一定距离，这个差距需要逐步积累和扎实奋斗，而开源就是一个不错的途径。
教育的改革，可以有更多跨学科合作来形成突破，吸收其他专业的长处，用开放的精神、通用的科学思想和工程方法去解决问题。
只做买不到的，其余的外包，强强联合，每个企业只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开发。
优秀人才要具备“就是想干这件事情，一辈子只想干这件事情，而且要一直干下去”的“疯子”精神。
以下为对话全文：
当代科技创新的机遇和挑战
蒋涛：中国目前正在步入工程师红利时代，在此趋势下，我国科技创新目前处于一个怎样的发展阶段？人才又处于何等水平？
蔡自兴：当下是一个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时代，也是一个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科技跟经济一样开始腾飞。这几十年来，我国的开源技术、软件技术、人工智能技术都取得了巨大进步。正如王怀民院士所说，二三十年前我们的软件不是很厉害，但随着技术不断进步，30 多年前对我们而言是“零”的人工智能现在都已经迈入新时代了。
目前，我国的人工智能排在世界第二，虽然美国仍然领先，但我们在发表论文、专利数等方面均已经超越美国。在国际大背景时代下，我国已经进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时代，国家科技包括软件也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一切都是大有可为的。
龚克：个人感觉过去这些年中国的变化太大了！我是 1977 年参加高考的，在 80 年代毕业以后，我们被公派出国，去欧洲学习，当时感觉差距真的很大。
举个例子，我是学过计算机的，但当我拿到了一个小型技术终端时，却完全不知道怎么用。因为我们那时候在国内学计算机、学 BASIC、FORTRAN 等，都是在卡片上写程序、在纸带上检验程序，最后穿着白大褂到计算中心去参观计算机，根本没有实际操作过。而欧洲那边，学生是可以自己去用计算机的。不仅如此，当国内还在用早期传统的模拟示波器时，欧洲已经开始用数字示波器了。
好在如今差距已被缩小，现在我们可以通过互联网获取各种最新资料，国内实验室的各种装备跟欧洲、美国都差不多，科研上的物资条件处于世界一流水平，发表论文的数量也很多。但我们还需要明确一点：我国在核心软件、关键应用上相较国外还有一定距离，这个差距需要慢慢积累和扎实奋斗，而我认为开源就是一个不错的途径。通过开源，我们可以逐渐填补这些差距，将基础软件搞起来，把新一代软件人才培养起来。因此当下这个时代可以说是我国实现跨越发展、补齐短板、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的绝好机遇，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工程师来说也是如此。
周立功：中国 IT 跟计算机嵌入式产业发展的一个最大障碍，就是我们对西方的了解太少了，中国计算机专家跟电子专家的结合还不够。
还记得在 2000 年左右，我曾到过美国，当时第一件事就是看美国的杂志，结果发现中国还处在八位机时代下，别人的杂志已经在讲 32 位操作系统了。当时欧美八位机已经有 RTOS51 的操作系统了，这实际上很简单，但那时中国计算机专家与电子工程专家却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到了
2006 年，我写出了32 位 ARM 教材，对于那个时候的中国，一个 32
位就足够应用于所有领域了，我也因此认识到，原来万物互联这个概念不是现在才有的，它早就有了。
相较于过去，中国能发展到今天是无法想象的，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巨大障碍。中国几千多家上市公司，很多公司销售额很大、毛利也很多，却净利润很低，这就体现了一个问题：不是没赚钱，而是缺乏先进的硬软件工程管理思想。技术创新重要的是要懂得如何落地。
在中国，很多企业都有一个最大的误区，那就是从头到尾什么都要做，什么都得自己掌控，导致人力成本过高。我认为的理想情况是，只做买不到的，其余的外包，强强联合，每个企业只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开发。目前国内企业和高校在这方面的理念还有所缺失，但我相信一旦国内教育开始重视这些工程方法的研究，中国就将迎来高速发展。
黄晓庆：我认为，现在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具创新力的一个时代、一个对科学创新而言最好的时代。与龚校长一样，我也曾在 1982 年去美国留学，并在 1983 年学了 Unix，可以说是全世界第一代 Unix 程序员了。当时我们使用的是一台非常落后的 16 位计算机，但就是这样一台计算机构建出了全世界最伟大的操作系统。
在我看来，开源绝对是一个有利于全世界软件开发的伟大工作，如今我们中国也在离开源越来越近——目前中国几乎每一个商用、自主可控的操作系统，背后都是 Linux，也正是开源给了国人一个另谋出路的途径。
回首过去 40 年，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不论从哪个方面都有很大进步：
经济上，中国从人均 GDP 300 美元变成了超过一万美元，实现了 40 年 30 倍的增长；
通讯行业，中国不容置喙全世界第一；
计算机行业，如果按照整机的出货量，中国也是不容置喙的世界第一；
软件行业，如果按照代码数量，肯定也是中国人第一。
尽管如此，我们也必须正视目前存在的差距，其中一个就是操作系统：PC 操作系统中，Windows 不是中国开发的；手机操作系统中，iOS、安卓也都不是中国开发的；现在鸿蒙系统是我们中国人开发的，开源从中也发挥了很大作用。如今我们必须要重新定位，在基础软件领域重新出发，弥补我们和世界最高科技水平基础软件之间的距离，为世界的发展贡献属于我们的力量。
在这一过程中，支持和推动开源是必需的，但这颇具挑战性，因为从过往看来，中国对软件价值仍需更加重视，加之软件的盈利远不比系统开发商，久而久之人们对基础软件的开发热情也逐渐消退。所以我们一定要改变这个文化，学会尊重软件的价值。
身处最好时代，还欠缺什么？
蒋涛：既然我们处在科技创新最好的时代，也拥有这样的市场，那我国在这个领域还缺什么呢？
蔡自兴：我们国家在科技创新领域最缺的是思想有点保守，还不够开放，这主要由两个原因导致：一是基础还不够好，二是缺乏人才。这个人才不仅是在人工智能领域缺，软件行业都缺，尤其是高端领军人物。我希望整个科技行业的体制跟思路要搞好，各个行业部门、政府部门多多关注，民营企业也都参与进去，一起改变局面。
我对开源领域不是很了解，我就以人工智能行业的发展进行推测吧。我曾于 1983～1985 年到美国学习人工智能，当时中国的人工智能技术几乎是“零”，美国人也看不起我们，所以根本没限制我们学什么东西，很放心地让我们学。但如今不同了，美国有危机感了，因为我们在人工智能方面的很多指标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了。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我们可以推测出中国的开源软件大有希望——因为开源不是从“零”开始的，它已经有很多积累了，所以可能再过 5 年我们就能超过美国。
龚克：我们的缺点在于：目前行业所需的人才早已打破原有的专业界限，但我国教育还处在传统专业的范围里来培养学生。自然，大多数人不可能成为全才，但我想强调的是基础通识，在应有的通用知识与方法基础上，专业和专业之间才能更好地结合，像基础软件、科学计算这种纯软件工程师，就得跟工程计算专家相结合。但这种结合在我国目前科教体制下还存在很多障碍，因为彼此专业之间并不了解，容易互相排斥。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改革，可以有更多跨学科合作来形成突破，吸收其他专业的长处，用开放的精神、通用的科学思想和工程方法去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周立功：我们缺的不仅是跨学科人才，更是综合性人才的培养。目前我国教育主要是分数论，但从分数当中，我们无法得知这个学生是否有理想、有抱负、有高情商、有擅长的爱好等，所以我们也需要注重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
作为一个工科人才，我们不仅需要很好的逻辑思维，还要有更好的形象思维，因为形象思维会让人掌握大跨度设计、寻得突破，这点非常重要。以钱学森为例，他不仅是个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位优秀的钢琴演奏家，他的“系统论”正是得益于他对大跨度设计的美妙创新。其实我们经常能看到，很多具有创新能力的人综合能力都很强，不仅是科学，他们在唱歌、弹钢琴或乒乓球等方面发展得也很好，可见人的综合能力培养真的很重要，我也期待未来国内在这一方面会有所提高。
黄晓庆：我认为未来人类不愿意干的事情，都让机器人干完了。人类还在做的工作更像是“程序员”，在这一基础上，最重要的就是要把编程这件事变得非常简单，实现只要有专业知识，加上用自然语言可以表示的编程语言就能编出伟大的程序。
这个目标虽然看起来很遥远，但实际上我们正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在强大的数据库支持之下，现在编程已经越来越容易了。像谷歌公司内部就有一个很强大的搜索引擎，他们的工程师只需要在其中搜索加勾选，在此基础上再写一些代码即可完成一个新程序，非常方便，所以平均下来每个谷歌程序员每天只需要写 100 行代码。
据我了解，目前最先进的计算机科学研究就是在钻研如何用自然语言来表示程序，甚至可以用一个人工智能来替我们编程，例如 OpenAI 的 GPT-3。
做个有情怀有知识的“疯子”！
蒋涛：要想做出更好的产品，把我国基础软件的短板补上，人才必不可少。在各位心目中，怎样的人才是最好的人才？这种人才又该如何培养？
蔡自兴：有创新思维的人很难得。我从事高等教育工作到明年就有 60 年了，我的体会是：目前我国培养出来的学生在创新方面还有所欠缺。如果习惯了只是为了所谓的物质而工作，这并没有意义，所以如果要培养创新人才，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融入这种创新思想。
龚克：我心中的最好人才不仅要有情怀和品位，还要具备非常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非常严谨的学风和非常开放的胸怀。用湖湘文化来讲就是“心忧天下，敢为人先“。而教育变化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和支持，并对教育改革中的一些尝试采取包容态度，给它一个创新环境。
周立功：优秀人才的发掘，我认为要从两个角度出发，首先要选拔，其次是培养。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是好人才，我们要学会发现他们的特征，擅用他们的长处，因为没有人是天生的。在这个过程中有三个重点：
培养他们的好奇心；
容错，要允许他们失败；
做一些前瞻性的东西。
在这里我主要强调第一点：不论是学校还是企业，要选拔那种有好奇心、有梦想的人，因为不论成绩排名多高考试多好，这些知识在工作中还可以继续学，但人没有好奇心和梦想是不行的。
黄晓庆：我认为优秀人才要具备以下两点：
一、有情怀。要具备“就是想干这件事情，一辈子只想干这件事情，而且要一直干下去”的“疯子”精神；
二、知识要宽广，具备跨界知识。类似于学医的人来搞软件，学文学的来搞计算机，这种跨界人才实际上是未来我国发展所需要的真正人才。
培养人才的确是我们每个企业高管、每个政府领导、每个负责任的老师都非常重视的第一要务。以我之前在中国移动的工作经验来说，我总结出了三个要点：
第一重要的是基础。当年我回国的时候，要求中国移动研究院所有员工必须学英文，公司也为此花费了巨大成本让每个员工接受了 6 个月一对一的语言培训。5 年之后，国外公司到移动说，全中国英文讲得最好的是中国移动研究院。不仅如此，在标准工作语言是英文的 3GPP 国际标准协会，我们共有三十几位中国移动的同事竞选主席、副主席成功，使得中国移动成为全世界运营商中在国际标准组织里领导力第一的存在。
第二重要的是跨界。目前我的公司也有这类活动，比如每个星期五下午 4 点做知识共享，还请过老中医教大家针灸，这都是非常好的跨界学习方法。
第三重要的是培育后继干部。选出一些优秀员工，为他们制定专门的职业成长规划，给予升迁机会。
对未来科技创新及人才培养的寄语
蒋涛：最后请各位用一句话总结，如何才能使我国科技和人才培养的步伐迈得更快一点？
蔡自兴：加快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为我们的科技强国打好基础。
龚克：高校需推广开源，要在整个教育过程中把开源思想和方法贯彻进去。
周立功：每个人要在自己的领域里面做精做强，改变世界某一个角落。
黄晓庆：我提一个务实建议：开源的发展离不开开源项目的领导人，政府和开源基金应该选出这样的领导人，给他十年的生活保障和薪水，使其充分发挥其开源项目灵魂人物的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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